襄陽每年秋冬都會在城西架設浮橋，方便與北岸樊城（鄧城）的車馬陸路往來，汛季漢水大漲時或者有大宗物資需要直接運往上游的金州、漢水等地，浮橋就都會拆除掉。

　　不過，紹隆八年年底，除了襄陽城西臥龍集渡口照舊例架設起一座浮橋外，襄陽府衙又征募輜兵民伕在城東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架設了一座浮橋。

　　漢水自西往東流入襄陽府境內，但在襄陽城的東北，近乎是拐了一個直角大彎，流向折轉南下，往郢州、復州境內而去。

　　自北而南的唐白河在流經整個南陽盆地之后，也差不多是在這個直角大拐彎的頂角處流入漢水。

　　千百年來，漢水及唐白河上游數以億計的泥沙沖積而下，在這處大灣里沉積形成一座南北綿延近二十里、東西寬十一二里的江心大沙洲。

　　先秦時有人在沙洲的邊緣用土石橫截水流，留下幾道缺口，以竹木所制的魚簍放置在缺口后捕撈魚獲——古時這種捕魚方式名為魚梁，于是這座沙洲千百年來被人們稱之為魚梁洲。

　　襄陽城東有一大片泥沙沖積形成的灘地，魚梁洲與之隔江相望，乃是魚梁坪。

　　魚梁洲東面，迫近漢水東岸的鹿門山，乃大洪山余脈，亦是漢水東岸郢州北上南陽的門戶之地——魚梁州南側的石灘地，因為地脈與鹿門山相接，又名鹿門灘。

　　魚梁洲將轉折南下的漢水一分為二，東水道乃是通往唐白河口的主航道，西道乃是通往襄陽城北津渡的主航道。

　　京襄工造日益繁盛，魚梁洲東水道也是越發的舟楫如林，每年都有成千上萬艘商船途經于此，將云陽、泌陽等地所產的鐵器、棉紗、棉毛織品、木材、茶藥等商貨運往荊湖、江淮等地，甚至途經杭州、揚州、潤州出海，遠銷海外藩國。

　　在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東水道之上架設浮橋，雖然說沒有完全將漢水水道完全封閉起來，航船還可以通過西水道前往唐白河水道，但對日益繁盛的船運也有所妨礙。

　　世人正疑惑間，等紹隆九年的年節過后，府衙又征募上萬輜兵、民伕在魚梁洲浮橋南北兩側筑起大堤——從魚梁坪東灘開采卵石，用竹編大簍承之，沉入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水道之中截斷水流。

　　這時候世人才恍惚大悟，襄陽府衙這是要在漁梁洲與鹿門山之間建造大鐵橋。

　　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東水道寬一百五十丈，此時京襄工造再強，也絕沒有能力直接建造橫跨一百五十丈的超級鐵橋。

　　修建漁梁洲大鐵橋，就需要先在漁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水道上下游修筑大堤，將水排空后在河床上建造三十組超大型橋墩，然后將一段段拱形橋梁架設到這些橋墩之上，連接漁梁洲與東岸鹿門山的陸地。

　　又由于魚梁洲與魚梁坪之間的水道更為開闊，寬逾四百丈，同時還承接汛季猛烈的洪水沖擊，短期內不適宜建造超大型鐵橋，到時候會用固定的浮橋連接魚梁洲與魚梁坪兩岸。

　　在這一系列的工程完成之后，除了漢水東西兩岸有固定橋梁連接外，舟船又可以從鐵橋拱洞間通過，不會中斷航運，才可以說是初步打通襄陽的水陸交通瓶頸。

　　即便是取了一些巧，魚梁洲大鐵橋不要說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放在當下也是超乎絕大多數世人想象的超級大工程——雖說京襄這些年也積累了不少鐵鑄修造的經驗，但以往所造鐵橋，最寬也不足魚梁洲大鐵橋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將襄陽大橋建在漢水轉折南下的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除了借助江心魚梁洲大幅縮減鐵橋的建造體量外，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技術原因，就是魚梁洲東西兩側的水道，汛季時東水道受水流沖擊最弱。

　　魚梁洲大鐵橋，乃是泌襄大道銜接襄陽城的要沖，擇址于此，也方便泌襄大道將來沿著漢水東岸往南延伸。

　　此時進入修造階段的泌襄大道，乃是徐懷構想中南北主干道的一部分，未來需要繼續往北、往南延伸。

　　泌襄大道北延線，經方城延伸至葉縣的砂石路已經同時開工建造，后續還將貫接襄城、許昌、長葛、新鄭，延伸到鄭州治管城。

　　泌襄大道南延線，則是經鹿門山往南，沿著漢水東岸，往郢州、復州、鄂州境內延伸，直抵長江之濱。

　　唯有做到這一步，這條大道才算是初步將帝國的南北部貫接起來。

　　襄陽老城位于硯山（荊山余脈）與漢水之間，地形狹仄；文橫岳主政期間，又在舊城以西，于隆中山北麓與漢水之間拓建新城。

　　整個襄陽城加起來，東西長逾九里，南北約有四里縱深，放在以往可以說是一座大城，作為帝都所在，顯然還是太狹仄了。

　　而襄陽城南面受阻于硯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漢水，沒有拓展的空間，同時襄陽城與更為廣闊的南陽盆地以及荊湖北路的隨郢安黃等州，被漢水阻隔——哪怕魚梁洲大鐵橋建成之后，也是遠遠不能滿足作為帝都的陸路交通需求。

　　司空府規劃襄陽新城時，主要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將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陽，一是在漢水東岸、鹿門山以北的棗陽縣南部地區擇地建城。

　　司空府反復權衡，最終決定將未來帝都的新城，建在漢水、唐白河以東、鹿門山以北的開闊地帶，這樣除了泌襄大道作為貫穿帝國南北的主干道能盡可能拉直外，還能節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鐵橋的巨量投入。

　　唐白河作為云陽、泌陽南下襄陽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斷航運，又要保障陸路通暢，就必須建造大型鐵橋，而其他相對次要的河道，短時間內則可以架設浮橋，節省建造成本。

　　當然了，收復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還都的聲音。

　　現在要在漢水東岸，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顯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會引起一片嘩然。

　　因此，徐懷與史軫、韓圭等人商議，決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說。

　　現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魚梁洲鐵橋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線等大型工造外，前期會在漢水以東建造京襄最大規模的商貨中轉碼頭及儲運地。

　　同時還會在鹿門山以北建造選鋒軍第三鎮駐營及訓練地，先將漢水以東、鹿門山以北十數里方圓的建設土地都圈占過來。

　　后續還會將司空府、襄陽學舍以及平涼郡王府等建在東岸。

　　至少要鋪墊三五年，等東岸建設稍微有些規模之后，又或者說司空府進一步掌握朝野局勢，等滿朝文武都在襄陽扎根安定下來之后，再正式拋出帝都新城的建設方案不遲。

　　當然了，推動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設，朝野也有很多勞民傷財的批評。

　　不過，為了避免過度消耗民力，徐懷推動大規模工造上馬，從來都是采用征募相結合的方式，從來都沒有以強征徭役的方式，強行驅使民眾做無償的重體力勞役——對戰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戰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勞作之后，也會恢復庶民的身份。

　　專門征募從事工造的工輜兵，哪怕發放的餉錢再微薄，也會保證略高于同期的耕種收入。

　　然而這一切，都依賴于司空府日益強力的財政收入進行支撐。

　　徐懷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沒有大幅提高江東、江西、荊南、荊北以及浙東的稅賦，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納租賦錢糧，大體保持在第二次淮南會戰期間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來，中樞歲入也主要依賴于這五路所上繳的錢糧租賦。

　　包括鐵鹽茶布等商貨的榷稅在內，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為中樞提供近三千萬貫的歲入。

　　除了江東、江西等五路之外，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處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納錢糧有限，天宣年間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狀態。

　　汴梁失陷后，建繼帝在襄陽登基，這三路每年所納錢糧也僅有兩百余萬貫。

　　司空府此時對這三路也是鞭長莫及，徐懷也沒有想著去開拓這三路的稅源。

　　西蜀路的賦稅，主要供應東川路、西秦路的戰事；浙西路此時基本為葛氏割據，而淮東路的租賦錢糧，目前也是由韓時良其部自征自支。

　　中樞目前每年從南部諸路征納三千兩百萬貫錢糧，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過，隨著洞荊匪事的剿滅，南方諸州縣的治安狀況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員或主動或被動，近年來也采取諸多清田平賦、打壓豪強、開墾荒地、安置流民、擴大稅源等措施。

　　這不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稅收開始有所恢復；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于宿衛禁軍裁撤之后沒有新設，再加上內廷開銷大幅縮減，目前中樞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諸部院司數千文武官吏的俸祿及各種公帑錢，每年總的開銷縮減到八百萬貫。

　　在紹隆六年以前，僅內廷養著五六千名內侍宮女，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開銷，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萬貫；雖說這相比較天宣年間的內廷開銷，已經是大為節省了。

　　扣除中樞每年八百萬貫的度支，諸路每年上繳中樞還有兩千四百萬貫租賦錢糧可以開銷，則直接掌握在以史軫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蓋掉靖勝、宣武、天雄、驍勝、選鋒五軍總計十五萬戰兵、五萬諸路州府輪戍兵馬以及各條防線上總計十五萬守兵的軍餉、兵甲裝備、營舍防壘軍寨建設等軍資開銷。

　　就整體而言，軍資開銷相比較紹隆六年以前并沒有多大幅度的增漲。

　　一方面將卒總的軍餉規模沒有提升，甚至還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資極巨的軍功賞賜。

　　對驍勝、宣武、靖勝三軍近十萬將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將卒家小現在基本上都能保證糧食等基礎生活物資的自產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軍餉去購買飛漲的高價糧——將卒家小種植的糧食、棉花以及養殖桑蠶甚至還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資征購。

　　這就保證原驍勝、宣武、靖勝三軍十萬將卒及數十眷屬的生活水平，相比紹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軍械等裝備總的開銷，也非但沒有大幅提升，還有所減少。

　　不過，全軍兵甲裝備卻出現質的提升，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戰械的制造。

　　增漲最快的，主要還是營舍以及各種軍塞防壘的建設投入。

　　這主要也是戰線推進太快了。

　　潁州大捷后，防線推進到潁水沿線，接管陳許潁等州縣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軍事駐塞。二十多萬兵馬要進駐新的駐地，營舍壘塞等方向的建設，半年多時間就投入了近五百萬貫錢糧。

　　現在又收復河洛以及鄭汴等地，這一塊的開銷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節減。

　　然而就算如此，中樞歲入也差不多能覆蓋全部的軍資開銷了。

　　以往將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兩千萬貫錢糧，卻未必能覆蓋淮河防線的巨大開支，甚至十數將卒及眷屬的生存環境還極為惡劣、困苦。

　　當時除了兵甲戰械制造、軍糧輸納存在大量的貪腐現象，更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將卒沒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隨著流民大規模涌入，農耗生產又遭受到嚴重破壞，糧價暴漲不休，吞噬掉將卒們看似可觀的兵餉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餉外，還需要進行額外的賞賜，才能保障將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現在除了每年三千多萬貫錢糧的中樞歲入，由五路度支使司與戶部共同執掌外，司空府還直接管轄京襄路、四大行營駐防區以及新收復的州縣。

　　整個工造體系發展到今日，除了維持自身正常的發展及擴張外，每年還能為司空府上繳逾八百萬貫的稅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繳四百萬貫賦稅。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墾體系日益龐大起來。

　　自徐懷崛起于楚山以來，所有征沒強豪、新開墾或收復的田地一律收為官有，然后由行營或制司出面組織人手大規模建造屯寨，并委任鄉吏主持。

　　除了歸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屬以及收俘后經過一定懲戒的戰俘，都統統編入各屯寨參與墾荒耕種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壩等公共工程的開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開墾耕地所需的種種農具，乃至耕牛、種子，以及賴以生存的口糧，都是行營或制司供給，最終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當一部分作為稅賦、佃租上繳官倉。

　　唯有立下戰功的將卒，才會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額外上繳佃租，還可以減免一部分賦稅。

　　建繼帝登基襄陽之前，徐懷帶著楚山眾人，吃盡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嶺開墾五六萬畝坡地，為了改善灌溉條件，不計成本在溪澗里修筑堰壩，但這也是為楚山后續的水力工造發展奠下基礎。

　　建繼年間，除了開墾出四五十萬畝坡地山田外，也隨著軍事實力的增強，有能力控制箕山與伏牛山之間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與桐柏山北嶺、大復山、燈臺架等山圍合的平川地區，楚山在平原地區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萬畝以上。

　　紹隆帝登基，徐懷以南蔡招討司的名義，在剿滅洞荊匪亂時招撫上百萬流民，又迫使紹隆帝同意將荊江以北的地域劃入京襄路，同步開啟在南陽、襄陽、荊州大規模清田、屯墾工作。

　　迄止紹隆七年，南陽、襄陽及荊州四縣，外加南蔡，清除征沒，加上荊北等地大規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間總計新得官田八百萬畝。

　　第四階段就是第二次淮南會戰過后，徐懷實際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將廬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諸州縣并入江南東路，一方面將淮西北部的壽州、光州、濠州等地納入行營戰區管轄，大舉遷入靖勝、宣武、驍勝三軍將卒眷屬進行安置。

　　三年時間里，這些地區復耕、開墾的荒熟田高達六百萬畝。

　　這些年來，在扣除逾三百萬畝軍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轄的官田總數達到一千四百萬畝。

　　這還不包括劉衍、王番在江東、浙東兩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潁州大捷之后，防線推進潁水沿線新增的轄域，更不包括收復河洛、鄭汴等地可供開發的耕地。

　　紹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轄的官田佃租及田稅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墾、水利道路修繕以及人員等方面的開銷后，還額外向司空府上繳包括兩百萬石糧食、一百五十萬擔棉花在內的大量物資——這還不包括司空府額外出資，從各屯寨民眾手里低價征購的四五百萬石糧食。

　　屯墾體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每年額外上繳大量的物資，也不僅僅是快速恢復地方上的農耕生產，更不僅僅方便新的工造技術優先在屯墾體系內部進行大規模推廣，更為重要的是為司空府成功鎖住近百萬規模的預備兵員。

　　這些預備兵員，農時作為屯兵參與各屯寨的耕種勞作，由屯寨鄉吏組織基本操練；閑時作為工輜兵進行集結，參與各項地方公共設施的建設，或保障前線作戰的物資運輸需求。

　　除了作為屯兵參與操練，會發放少量的補助外，一旦征募為工輜兵，所發放的餉錢也會保證略高于耕種所得——對于早前生計沒有著落、四處顛沛流離的流民來說，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懲戒的戰俘來說，已經是極好的待遇了。

　　看似司空府在諸多巨量的工造開支之外，還為此承擔額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適度擴大借債才能維持度支。

　　不過，此舉除了不過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確保充足的預備兵員外，還能同時使得新的工造項目及新的屯墾、防線建設，能持續不斷的滾動下去。

　　此時除了襄城、召陵、確山等地恢復縣治，許昌、宛丘、項城、沈丘、汝陰、淮川、焦陂等地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屯寨屯墾建設，容納潁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漢軍軍戶及附庸于漢軍軍戶的驅口，總計約九十余萬人。

　　目前靖勝、天雄、驍勝、宣武諸軍又收復包括河洛在內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區以及京東西路南部地區六個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漢軍軍戶及驅口總計約一百八十余萬口。

　　雖說戰爭令河淮地區人口大幅減少，但幸存下來的人口里，青壯男丁占比又極高。

　　司空府對三大行營駐防區收容民眾初步進行統計，兩百八十萬口，十五歲到五十歲的青壯男丁總計約占到一百二十萬。

　　即便將漢軍軍戶里的青壯撇除掉——這些人不值得信任，還沾染同袍的鮮血——以往被當成驅口奴役的青壯男丁也有將近百萬。

　　這也就意味著，將這些人丁都納入司空府的屯墾體系中來，預備兵員規模將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時未必就沒有能力殺入關陜、河東，或兵鋒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馬進一步往北退卻，繼而收復京東東路（今山東）等地。

　　不過，最終以史軫、韓圭、劉師望、陳子簫等人為首的司空府眾人，此時還是堅決反對激進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過度使用兵馬、有可能會出現重大傷亡外，最主要的還是消化這新增的百萬輜兵，需要時間跟過程。

　　而這是司空府執掌天下不應該去省的步驟。

　　現在赤扈人還沒有完全從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連斬獲大捷，收復失地，因此江淮、荊湖的地方官員、士紳，都表現得極其溫順、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順的高舉“驅逐胡虜、收復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將主要的資源都集中用于軍事行動上來，確保帝國的重心都是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軍事勝利。

　　倘若現在就急著對赤扈人進一步用兵，軍事行動受挫，司空府與徐懷個人的威信受損，則是必然的。

　　不過，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將赤扈人驅逐出中原，形勢也未必會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發展。

　　赤扈人被驅出中原，朝野很快就會喪失繼續對赤扈人用兵的強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從征戰轉移到建設上來——此時襄陽已經有一些還都汴梁的聲音，就已經說明了這個趨勢。

　　并非說心里想著還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經站到司空府的對立面去了，而是大規模軍事行動的結束，帝國重心往建設方面轉移，必然導致更擅長政務的士臣、文臣重新變得活躍起來——不管是主動的，還是無意識的。

　　一旦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結束，大越立朝以來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慣性，也必然會再度抬頭。

　　到時候司空府還想繼續以行營屯駐區的名義，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東、關陜、河北等地的屯墾建設，與士臣士紳的矛盾極可能會再度激化。

　　除非徐懷到時候愿意以更激烈、嚴厲的手段，對朝野士吏進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軫、韓圭等人都主張對河東、關陜以及河北等地的軍事行動，還是放緩三五年或七八年為好。

　　放緩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鄭及徐宿地區之后；放緩到司空府總規模擴編到二百萬的屯輜兵經過多輪規訓，初步形成對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緩到江淮、荊湖士紳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頭就能毫無顧忌將他們掐滅……

　　等到那個時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復河東、關陜以及河北等地不僅更輕而易舉，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禪讓，也都會變得真正順理成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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