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順監國闖王正在視察滿洲留下的機構武備院，此院也是滿洲內務府所屬三院之一，但在清軍入關以前此地卻叫兵仗局，乃是前明內廷專門負責生產制軍械以及火藥的軍事機構。

    陸四印象中，明末前明軍隊的武器裝備一塌糊涂，不但武器的做工極為粗糙，質量更是不能見人。

    弓弦一拉就斷，火銃一放就炸膛的事屢出不窮，盾牌用力敲擊能當場碎掉，可以說前明九邊包括內地衛所，在武器裝備這方面是完全不及格的。

    結果導致帶兵的將領不得不將能用的裝備用來武裝能打的士兵，漸漸演變為家丁，使得國家軍隊最終淪為將領私兵，繼而又衍生出所謂將門集團，進一步加速明朝滅亡。

    眼面前的例子就是滿清的漢軍八旗八成來源于前明的將門集團，而這個將門集團中遼東集團又占了八成。

    一切問題的根源在陸四看來，其實就是錢的問題。

    明朝其實很有錢，隆慶開海至明亡，單是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銀就高達幾億兩。

    然而，國庫沒有見到這些白銀，國家沒錢，皇帝沒錢，軍隊又如何有錢？沒有錢，再好的軍隊也會一步步爛下去。

    銀子去哪了，不是一兩句能夠說清的事，真要細究，陸四覺得他就是組織一幫學士搞個專題研究，恐怕都未必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就是他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模糊印象無非是錢都在士紳腰包里，皇帝窮，國家窮，窮到最后皇帝都差給臣子磕頭求他們捐錢，結果一個沒捐。

    再之后，亡了唄。

    深層次，肯定是國家體制，或者說明朝的賦稅制度出了問題。

    藏富于民是一個理論，國富民強也是一個理論。

    二者并不矛盾。

    但首先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國強。

    國若不強，民之再富，亦為人家的牛羊，待宰而矣。

    況大順如今是一窮二白，甚至已到要靠繳獲的古玩書畫去換錢糧的窘迫，而早先為了籌集軍餉，連曲阜孔林都給動了。

    這大順的讀書人要是腦袋不轉過彎來，將來他陸四指定要被后世知識分子唾罵，稱他破壞圣賢之地，毀壞華夏文明。

    雖然事實上陸四從來不認為什么孔林、孔廟能代表華夏，可架不住兩千多年的固有印象。

    身后名暫不管他，現實事卻是要搞好。

    富國同時也富民，富民同時更強軍，如今中國尚未統一，陸四就算有一萬個搶劫...有一萬個國際貿易對象，他也得先按住性子，把內給安了。

    只有一個統一、堅實的中國，才能為華夏民族的富強奠定基礎。

    大順是建立在明朝之上，想要不重蹈明朝老路，陸四這個大順領導人肯定要想辦法改變明朝的弊政。

    定鼎北京后，加強中央集權、恢復地方民生、籌集大順軍餉是有關大順能不能再次立足腳跟的三件大事，而這三件大事又無一不涉及到對地方財務的整頓。

    明朝一年不過收幾百萬兩，到了滿清一年收兩千多萬，稅賦增加了好幾倍，加到福臨的兒子都不好意思再加，于是“永不加賦”，結果卻落得人人都在贊美大清，士紳官員齊贊大清好，這個先進的經驗陸四是必須要照搬的。

    前番歸降的河南布政使袁有龍日前上疏，疏中有言前明時，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袁有龍的意思是請監國能夠體查民情，中央政府今后制定的政策能夠傾向于貧民，尤其是現在河南全省人口不過百萬，倘若繼續如前明一般橫征暴斂，恐中原之地很難實現太平。

    這個大概是古今中外官員在大亂之后的一慣“套路”，雖然很有效，但幾十上百年一過，過去的舊問題又會出現，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被陸四內定為下一任衍圣公的前曲阜主薄文彥杰的上書比起袁有龍的“套路”就有建設性了。

    離開山東時，陸四給了文彥杰一個任務，就是用一年時間走遍山東的大小鄉村，實事求是搞一搞民情察訪。

    為什么不讓其他人，而是讓一個主薄去察訪，原因就是這個文彥杰務實年輕，身上沒有從前明朝官的“官僚主義”，有一股新氣。

    在接到北京公文著其與山東通會陳不平入京理政后，文彥杰便將這一年時間對山東各地走訪調研的成果寫成《山東人丁稅役考察書》遞呈行營。

    書中寫道：“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則，上上則征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征銀一錢，以家之貧富為丁銀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

    大意是說過去明朝征銀制度看上去頗是完善，然而具體執行隨著年代久遠，地方有司未必留心稽查，也就是沒有做到五年人口一小計，十年人口一大計。官員怠政又為博戶口加增之優績，遂不顧民間之疾痛，只在上任黃冊隨意拿筆增添。

    結果一任又一任，如某地實有丁口五萬，幾任下來，報到戶部的丁口卻有可能達到七八萬。甚至是死人都在冊上不予去名，剛生之嬰兒亦上戶冊予以繳稅。

    陸四是在武英殿看的文之報告，讀到此段特意拿朱筆畫了個圈，爾后在邊上注道：“此虛報浮夸。”

    這還是官員怠政求考績上優之舉，在民間更有士紳利用免稅、減稅之特權故意隱瞞人丁，又有鄉野狡猾之民以“客籍”規避，或投獻士紳以為避稅，然而戶部仍按各地上報人丁收稅，最后便是大量賦稅落在貧民身上。

    文彥杰說如山東曹縣，“豪強盡行花詭，得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升戶”，結果“其間家無寸土，糊口不足，叫號吁天者，皆冊中所載中等戶則也”。

    最后，文彥杰一針見血指出“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懇請監國闖王務必要重視此事，從中央到地方要對此舊弊進行革除。

    陸四將此書交顧君恩看，言自己起于淮揚農家，深知民間疾苦，而于官府征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使百姓滋擾。

    “自永昌皇帝于前明崇禎十六年于襄陽建新順之日起，大順已是永昌三年，雖各地減稅、免稅年限不定，但國之根基為錢糧，年限一到征稅難免。怎么個征法，便是要緊了。再跟從前那般亂征法，任由地方小吏同那士紳老爺從中漁利，我不上煤山，我那子孫也要上煤山！”

    陸四問顧君恩是不是可以在新的中央政府架構專門設立一個同六部平級的稅賦機構，將中央同地方的賦稅統歸這個機構來執行，以一定比例提取中央，留存地方，從而避免地方亂收稅及各種苛捐雜稅。

    并稱今后農稅要逐年遞減，大順將來要重點發展商業，并要著手與海外貿易，從而通過提高商稅來減輕農民負擔。

    “眼下咱們大順人少地多，土地問題不是大問題，但要想到以后，種地，苦噢。”

    陸四始終認為讓老百姓不種地就能過上好日子，才是一個穿越者真正應該做的。

    但顯然，恐怕終他這一世，這個目標也不可能達到，或者說無法完全做到。

    畢竟，時代限制。

    “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錢糧，關系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

    光提自己的看法肯定不行，陸四也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考慮到國家之根本實在于錢，他便把“攤丁入畝”四字寫了下來，叫侄孫拿給正在研究大順新朝賦稅政策的左輔顧君恩。

    顧君恩看了這四個字，著實深思許久。

    陸四也不著急顧君恩能就這四個字立即拿出章程來，在武英殿中吃過午飯后，他便專程來到武備院，也就是前明兵仗局。

    倒不是看滿洲人給他留下多少軍械，而是準備恢復兵仗局的火藥生產能力。

    雖說起兵以后于火器使用不多，但陸四卻深知時代終將屬于火藥。

    而他順軍自產火藥能力有限，故而早在起兵時，就一心惦記著北京兵仗局同盛京火藥局這兩塊中國最大的火藥生產基地。

    盛京那邊年產多少火藥，陸四不太清楚，北京這邊卻是崇禎年間就年產數百萬斤的。

    清軍入關以后，憑著大炮到處轟開明軍、順軍據守的城墻，便是得益于其有完整的火藥生產能力。

    前明時，兵仗局管軍械局和京營藥子庫，藥子庫以前就在內城的王恭廠，可天啟年間卻發生了大爆炸，波及順城門大街、刑部街、平則門，造成兩萬多人死亡，房屋毀壞數萬間。

    “斷臂者、折足者、破頭者無數，尸骸遍地，穢氣熏天，一片狼藉，慘不忍睹。”

    更離奇的是遇難者衣服、錢財、器具竟然飄到了西山昌平州教場。

    總之，這次天啟年間的大爆炸著實離奇，即便陸四前世對此次爆炸說法也是五花八門，讓人不知真相如何。

    現在的藥子庫在外城，第一鎮入城之后便接管了這里，仍留在藥子庫的匠人有兩百多人，管事的十幾人，其余人等多被滿洲人帶走。

    庫存火藥卻是不多，只有幾十萬斤，只是正常年產量的十分之一。

    當初順清“和議”時，若不是順軍方面不許清廷破壞，這藥子庫多半就會被炸掉，后果不堪設想。

    因此，陸四也是奇怪，他問那留下的藥子庫管事、前明兵仗局的王太監：“當年永昌皇帝離京之時，為何沒有炸毀藥子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