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叔大兄，其實對于這筆銀子，善貸還有別的想法。”

　　想到之前籌劃的事兒，魏廣德繼續說道。

　　“嗯，善貸請說。”

　　張居正不知道魏廣德還有什么想法，不過他給自己的感覺，很多時候提出來的主張，其實都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一定操作性。

　　當然，如果沒有操作性的提議，魏廣德一般也不會說。

　　比如慫恿張居正造反，在當前大明朝所處的社會環境就很難。

　　因為到目前為止，上上下下其實都不具備造反的土壤。

　　明末造反普遍，那也是萬歷后期到天啟這段時間，國庫耗盡，讓地方上有災不能賑濟，百姓衣食無著，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

　　實際上就算到了崇禎中期，即便國家陷入兩線作戰，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國內的流寇也曾一度被官軍剿滅，出現了短暫的和平時期。

　　人禍雖然解決了，但是天災依舊不斷。

　　而之后，張獻忠、李自成等人狡詐，再次揭竿而起，才又死灰復燃。

　　就算是到了天啟朝，大明其實都沒有一副要敗亡的景象。

　　除非穿越到崇禎年間，其他皇帝時期想造反，基本必死，除非帶著現代軍火庫穿越過去，以現代技術碾壓同時代的明軍。

　　漢人，其實也是非常善于動腦子的民族，知道吸取教訓，研究新戰術擊敗敵人。

　　戚繼光的練兵法有用，不僅是因為他超越同時代其他武將的睿智，更是得到大明武器技術支持。

　　如果戚家軍火器換成弓弩，其戰力必然大打折扣，因為弓弩手的訓練可比火器手麻煩的多，很難短時間內成軍。

　　魏廣德略做思考，還是決定和張居正坦誠相待，于是他就把張學顏所說和自己所想和盤托出，沒有一絲保留。

　　張居正聽得很認真，在魏廣德說到就算朝廷大量增加賦稅，國庫收入倍增以后，各大衙門、地方官府也會想方設法增加支出，從朝廷國庫里薅銀子時，眉頭還是不自覺皺了皺。

　　這點，張居正何嘗不知道。

　　只是，他以為可以通過制定更嚴格的監督規則，杜絕這樣肆意浪費的情況。

　　不該支用的銀子，一分也不能撥，只要嚴格審批請款的奏疏，還是能保住大部分銀子。

　　只是魏廣德提到，有他們兩人在，或許朝廷瘋狂支取錢財還能得到遏制，可之后呢？

　　十幾、二十幾年以后，國庫充盈，那時候的首輔可就未經歷過他們這樣一段困窘的時期，說不得就會很快把銀子都敗光。

　　按照后世人的看法，都以為大明朝的財政一直都很困難，從正德、嘉靖開始年年虧空，也就張居正在位的時候稍微有所好轉。

　　但實際上，張居正死后三十年，萬歷皇帝把太仆寺常盈庫里的銀子搬回內廷，才是大明朝真正敗家的開始。

　　如果說萬歷后期大筆銀錢開支是為了針對遼東作戰，那到了天啟和崇禎初年，極短時間內敗光數以百萬級的銀錢，那才是災難真正的開始。

　　萬歷皇帝或許覺得把常盈庫的銀子搬回內廷，用起來方便很多，但是那些銀子就是唐僧肉。

　　宦官們不僅大肆貪污，前朝文官看著眼紅，也是瘋狂貪污國庫銀錢，反正最后朝廷運轉不動就把手伸向皇帝，要錢。

　　現在，魏廣德不過是把這個問題提前揭露出來，還是因為張學顏的話讓他想到的。

　　而之后，魏廣德的提議就讓張居正略微瞪大眼睛。

　　“善貸，你想推廣社學，還要重新納入官府管理之下，這......”

　　張居正有些猶豫。

　　不過魏廣德也是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決定，畢竟后世推行義務教育成效顯著。

　　雖然后世杠精說義務教育不等于免費教育，但實際上之所以叫“義務教育”，本身就是從西方傳過來的舶來品。

　　西方一切講究等價交換，要推廣基礎教育，自然不可能有償，否則誰愿意花錢讓孩子讀書。

　　所以，西方的義務教育其實都是免費的，不免費的那是私立學校，收費很貴，當然教學質量也很高。

　　歐美國家推行的義務教育一般是13年，美國不少的州在向15年免費教育過渡。

　　在美國，公立學校提供的基礎教育統稱為K-12教育，是從幼兒園到高中12年級一共13年免費義務教育的總稱，而現在部分地區開始推行免費上大學。

　　所以，摳字眼是沒意思的，不能說“義務教育”沒有“免費”二字就是要收費的強迫教育

　　只能說“舶來品”被人“斷章取義”，“去其糟粕”。

　　當然，在后世中國還有一句話，那就是“免費的才是最貴的”。

　　那么在大明，有沒有類似的教育？

　　其實是有的，這就是社學，區別于官學、私塾和族學的一種教育方式。

　　官學，自然就是官府在各府縣開辦的學堂，有朝廷任命的教諭負責教授，只不過針對的是有功名的讀書人，一般都是秀才才有資格入學。

　　私塾和族學，則是類似于私立學校的性質。

　　而社學，最早起源自元朝，明朝建立以后得以繼續發展。

　　社學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帶有“普及教育”性質。

　　“社學者，一社之學也。百又十戶為里，里必有社，故學于里者名社學”。

　　社學一般由紳民捐辦，負責啟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長有成，可參加地方儒學的入學考試，中試者進入儒學，成為儒學生員。

　　社學在全國普遍設立，洪武八年詔令各地“延師以教民間子弟”，但僅過數年就因弊端叢生，下令停罷。

　　至洪武十六年，又詔令民間自行延聘師儒，建立社學，不準地方官員干涉，社學遂在全國推廣開來。

　　古代讀書成本實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讀得起，族學也只有大家族才能辦的起來，而官學招生名額有限。

　　因此朱元璋為了鼓勵百姓識字，當然更是為了推廣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于是參考元制，號令各地建立社學，由地方政府幫助民間辦學。

　　既然是捐辦，所以社學在古代還有個名字，那就是義塾。

　　義塾是由私人出資興辦的學校，以教授宗族及鄉里子弟，它與官宦富貴之家族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可接納鄉鄰子弟入學，具有服務一鄉一社的性質。

　　只不過，社學好壞，大多看地方主官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并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江西的社學在這個時期就有較大發展，并在全國具有獨特地位，這主要得益于李夢陽、王陽明兩人。

　　明正德年間，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改革過去社學的弊端，大力發展社學。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縣辦起16所社學，典型示范，先遠后近，逐步推廣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學校的官吏，按照規定精選社學教師，免除他們的徭役，尊重和敬禮他們，不準他們擅自向學生征收課金、雞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學是種苦役而設法逃避。

　　對社學教師好的提升，不好的開除，有獎有罰，有利于辦好社學。為了使人們重視社學，還規定今后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

　　在李夢陽的推動督導下，江西社學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正德十三年，王陽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動后，認為“民風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并頒行《社學教條》，使江西社學又得到一次大的發展。

　　社學傳授的知識，其實主要是讓人識字，并將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少年兒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社學教育目標。

　　正是因為有了斷斷續續的社學，所以明朝的識字率其實并不算低。

　　眾所周知，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話本小說更是數不勝數，《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封神演義》等，無一例外的都是針對普通小市民。

　　如此眾多的“低俗”小說出現，代表有大量的讀書需求。

　　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識字率很高，不然小說就缺乏生產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從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這一類低俗小說，都是層出不窮。

　　而這一切正因為明朝二百多年對社學的推廣，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識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只是清軍入關之后，明朝話本小說的繁榮盛景不見，識字率急速下滑，民眾眼里只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們談及“愚民政策”，都會認為是“封建社會”的罪惡之一。

　　然而，從漢唐宋明來看，說朝廷實行“愚民政策”，實在有些牽強。

　　否則，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學，傳播《大誥》。

　　只不過到了魏廣德這里，社學的經費就由之前士紳捐贈變成官府列支，當然依舊接受捐贈。

　　“叔大兄，我大致測算過，下等縣，一年靠著換帖銀至少能收入百兩銀子，中、上等縣，三五百兩也不是難事兒，完全足夠社學所需，還有富余。”

　　魏廣德還在那里繼續述說，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圍府縣牙行交易的記錄，按照記錄的交易金額，推算出應得的稅銀。

　　當然，這還是按照明制三十稅一進行的計算。

　　至于把一些精品或者說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稅一，只是他的設想。

　　后世，關于奢侈品稅的建議不少，魏廣德自然也聽說過，所以就想著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錢也不在乎多花幾個子兒。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價格，還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開檔次。

　　古代等級觀念，其實無時無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廣德來了這么久，也早就習以為常。

　　“之前社學，受官員重視程度不同，好壞參半，但辦不好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經費時斷時續，師長無心社學授課，大多選擇回家開私塾謀生。

　　有了朝廷換帖銀持續穩定投入，社學就能一直維持下去，不至于像原來般飄搖不定。

　　正好之前叔大兄不是提議整飭學風，我看其中禁創書院和禁止講學結社很容易遭到士林反對。

　　朝廷開征換帖銀，將其中部分用于地方社學發展，就可以有力的回應他們的貶詆言辭。”

　　魏廣德當然知道張居正整頓學風十八條措施，根本目的其實在于鉗制言論，打擊言論造勢和爭奪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防止因此動搖權力基礎。

　　因為之前張居正推出的改革措施，已經損害了不少人的利益，魏廣德都是置身事外，所以朝野上下不少人聲討張居正專權禍國。

　　“善貸，《申舊章飭學政疏》你同意了？”

　　張居正聽到魏廣德說起之前自己草擬的奏疏，立馬開口追問道。

　　“《申舊章飭學政疏》中一些措施可以實行，但一些還是需要商榷。”

　　魏廣德可不敢說支持禁學院，禁講學一類的話，傳出去士林公議還不把他也噴了。

　　“比如禁毀書院一事，就須三思而行。

　　書院，本是學子進學之地，官學名額有度，而學子有心進學，所以才會去書院讀書。

　　毀之，就等于斷了這些生員上進之路，不可取。

　　不過對于聚眾講學，倒是可以禁止。

　　記得隆慶時，高肅卿就曾推動，先帝為此下詔《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

　　講學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

　　魏廣德侃侃而談道，這些，其實就是當初高拱述說的理由。

　　而張居正這份《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則更直接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

　　張居正把講學的危害看得極為嚴重，而講學多依托民間書院，故而張居正原本打算是把書院全部禁了。

　　可魏廣德對此自然反對，他早年就游歷江西，去了不少書院進學，考功名的卷子，可都依托這些書院里的存稿。

　　毀掉，實在有些可惜。

　　不等張居正說話，魏廣德繼續說道：‘就算毀了書院，他們依舊可擇名山大川，西子湖畔講學，書院雖會加速傳播其言，但卻非必備，實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