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在征服過程中立下“功勞”的倭人士兵，劉盈確實給予了“優厚”待遇——免于被送往大漢本土做苦力，并被宣布因其“立功贖罪”，此生若能繼續效忠大漢，則“來世可免于受苦受難”。

　　但這“優厚”的背后，是更深遠的算計。

　　劉盈并未讓他們留在倭國享受勝利者的滋味，而是將他們整體遷移安置到了朝鮮半島，這個與倭國擁有深仇大恨的國家。

　　此時的朝鮮，因之前衛滿朝鮮的覆滅和漢軍的進駐，本就對時常寇邊、與衛滿勢力有所勾結的倭人充滿敵意。

　　將這批手持武器、自恃有功的倭人降軍安置于此，無異于將火種投入干柴。

　　一方面，這些倭人降軍在朝鮮必然受到當地民眾的仇視和排擠，為了生存和維系那點可憐的“特權”，他們只能更加緊緊地依附于大漢駐軍和官府，成為大漢在朝鮮地區一支可靠的、用于制衡本地勢力的“偽軍”。

　　另一方面，他們的存在也時刻刺激著朝鮮人，讓朝鮮人將歷史積怨部分轉移到這些“倭奴”身上，從而減輕對大漢直接統治的抵觸。

　　同時，倭人與朝鮮人互相敵視、互相監視，誰都無法坐大，只能爭相向大漢表忠，以求壓制對方。

　　劉盈輕松地將潛在的矛盾轉移，讓兩個族群在內耗中同時削弱，并更加依賴大漢的仲裁，從而穩固了大漢帝國在東北亞的統治。

　　至此，劉盈對倭國的改造計劃初步完成，肉體上，精英被瓦解或馴化，平民被遷移為奴；精神上，“罪孽感”和“贖罪論”摧毀了其殘存的民族自信；結構上，殘余的武裝力量被置于他處，成為制衡他人的棋子。

　　倭國故地，只剩下老弱婦孺和少量漢軍屯田兵，以及源源不斷運往大漢的資源。

　　一個民族的文化根脈，在政策與宗教的雙重絞殺下，悄然斷裂。

　　這場征服，沒有慶典，只有無聲的制度運轉和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命運沉浮。

　　而劉盈知道，這僅僅是他構建的東亞新秩序的第一步。

　　——

　　長安城闕，歌舞升平。

　　市井坊間，百姓們茶余飯后無不稱頌當今天子劉盈的文治武功。

　　開疆拓土，尤其是東平倭國，使得大漢聲威遠播四海，萬國來朝的氣象似乎預示著又一個鼎盛時代的來臨。

　　劉盈高踞龍椅，接受著臣民的山呼萬歲，臉上是符合期待的威嚴與淡然，但眼底深處，卻始終凝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表面的繁榮之下，潛藏著何等洶涌的暗流。

　　倭國那個喪家之犬般的村野治保，還有遠在西方、據探報已整合了歐羅巴部分勢力、同樣身負穿越者秘密的阿提拉……

　　這兩個手下敗將，絕不可能就此沉寂。

　　他們擁有超越這個時代的知識和視角，如同潛伏在陰影中的毒蛇，隨時可能伺機反撲，給予大漢致命一擊。

　　這份沉重的壓力，讓劉盈無時無刻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而朝堂之內，也并非鐵板一塊。

　　劉盈最為倚重的情報利器——繡衣使者，在屢立奇功的同時，其日益膨脹的權力和無處不在的監察，也引起了眾多朝臣的忌憚與不滿。

　　彈劾繡衣使者指揮使鄭茂“濫用職權、構陷忠良、權勢熏天”的奏章，幾乎每隔幾日就會堆滿劉盈的御案。

　　言官們引經據典，痛陳特務政治的危害，懇請陛下裁撤繡衣使者，或至少限制其權柄，以正朝綱。

　　面對這些奏章，劉盈只是淡淡一掃，便命內侍將其悉數擱置一旁，不予理會。

　　他深知繡衣使者的雙刃劍屬性，但在應對穿越者對手的巨大威脅面前，一個高效、隱秘且絕對忠誠的情報網絡是不可或缺的。

　　朝臣的反對，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和傳統士大夫對“秘密警察”的天然反感，與劉盈所面臨的全局性危機相比，輕重立判。他需要繡衣使者作為他的“千里眼”和“順風耳”，至少在徹底清除村野治保和阿提拉的威脅之前，這把刀還必須緊緊握在手中。

　　與此同時，劉盈頒布了一道讓許多朝臣愈發不解的詔令——大規模招募忠誠可靠的大漢子民，移民至新征服的倭國本島，進行開發建設。

　　詔書之中，劉盈并未提及具體的資源目標，只是強調“教化蠻荒、永鎮東疆”。

　　此令一出，不僅部分朝臣私下議論，認為陛下此舉簡直是“暴殄天物”——將忠心耿耿的漢軍精銳和良家子遷往那等偏遠、貧瘠且多火山地震的“不毛之地”，是極大的浪費。

　　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對有功將士的變相流放。

　　面對質疑，劉盈只是在一次小范圍的御前會議上，對著核心重臣淡然一笑，指尖輕輕點在地圖上倭國的位置。

　　“卿等只知其表，未知其里。倭地雖多山崎嶇，災害頻仍，然天地造化，往往藏瑰寶于險峻之中。據古籍秘載及多方探查，此地山巒之下，埋藏著驚人的銀礦與金礦，其儲量，或遠超朕之預期。”

　　他沒有透露消息的確切來源，這自然源于他穿越者的先知，但語氣中的篤定不容置疑。

　　“眼下看似投入巨大，然一旦礦脈開啟，所獲之利，足以支撐我大漢未來數十載之開銷，使我國力再上層樓！屆時，倭島非但不是負擔，反將成為我大漢取之不盡的寶庫！”

　　盡管將信將疑，但劉盈登基以來的雄才大略和算無遺策，早已建立了極高的個人威信。

　　更重要的是，他對忠誠者的慷慨賞賜從未讓人失望。

　　于是，詔令之下，響應者雖非云集，卻也不乏敢于冒險、深信皇帝判斷之人。

　　一批批曾經跟隨劉盈征戰倭國的老兵、以及一些在內地缺乏田產機遇的平民，懷著對財富的渴望和對天子的信任，踏上了東渡的航船，成為了倭國土地上第一批漢人“淘金者”和開拓者。

　　他們將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新的村落、港口，并按照劉盈提供的模糊線索，開始搜尋那傳說中的富饒礦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