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牙制度是中國古代商業(yè)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當時牙商便出現(xiàn)在牲畜交易市場中。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牙商的職能不再局限于牲畜行業(yè)，逐漸擴展到其他行業(yè)。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牙商的身影出現(xiàn)在各種商品交換中。

　　明清時期，官牙制度正式成為全國通行的制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商業(yè)控制中，成為集商、官、吏于一體的商業(yè)群體，承擔著監(jiān)督商人、協(xié)助征收商稅、維護市場治安和商業(yè)秩序等官方職能。

　　官牙制度的實施，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政府對市場監(jiān)管的創(chuàng)新嘗試。

　　政府通過行政發(fā)包的方式，將部分行政權力賦予具有一定官方性質的牙行，利用牙行的居間特性，掌握市場交易情況，提高征稅效率。

　　牙行向政府領請“牙帖”開業(yè)，獲得合法化的官方背景，同時向政府交納牙稅，替政府辦事。

　　這種制度將牙行完全引入政府行政體系當中，實現(xiàn)了政府對市場的間接管理，減少了政府監(jiān)督和決策成本，同時通過牙行協(xié)管市場，延伸了監(jiān)管觸角。

　　此外，官牙制度還體現(xiàn)了政府對市場管理的精細化和規(guī)范化。

　　符合主體資格的牙行需“官給印信文簿”方可營業(yè)，并需建立經營臺賬，記錄客商信息。

　　政府通過公權力保障“官給牙帖”制度的實施，禁止私充牙行，并對包庇隱瞞的官牙埠頭采取連帶責任，以確保市場的公平交易和稅收的準確征收。

　　知道“官牙制度”以后，魏廣德就有過深入了解。

　　其實，這已經說大明商稅的一種嘗試了。

　　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稅收并沒有全部實現(xiàn)，大部分落入官吏和牙人手里。

　　原因很簡單，此時的明朝官府并沒有產生通過牙行收取商稅。

　　官府從牙行收取的銀錢，發(fā)放牙貼的行為，本質上更加接近后世的印花稅。

　　也就是根據民間交易，牙行按照交易金額收取一定的稅錢，起到中介證明的作用。

　　印花稅是對在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領受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的行為征收的一種稅，其因采用在應稅憑證上粘貼印花稅票作為完稅的標志而得名。

　　但是對交易額來說，明朝并沒有正如如同后世那樣的營業(yè)稅、稅金附加和消費稅。

　　魏廣德盤算的大明商稅，因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規(guī)矩，如今成為朝堂百官們口中的祖制，動起來頗為麻煩，他也懶得和這幫人打嘴仗，還要拉幫結派也是麻煩。

　　后世來人，自然腦瓜子比較靈活。

　　其實，也不是說后世人就比較聰明，不過是見識的東西多了，可以借鑒的辦法自然就多，其實也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

　　既然正面硬杠麻煩，那就繞過去，只要目的達到了，也是一樣的效果。

　　這次，魏廣德提出在月港加稅，其實本質上就是利用月港交易缺失的一環(huán)，也就是官牙。

　　以后進出月港的貨物，都必須登記價格，牙行開具票據作為交易鑒證，同時代替官府收取三成商稅。

　　月港投石問路，摸索出一套經驗來，以后在需要的時候直接推向全國。

　　這里，還必須說說魏廣德謹慎的一面，那就是非不到萬不得已，這條稅法就不拿出來說。

　　不是他魏廣德舍不得交這些稅銀，而是貿然推出，還是針對全國征稅，那后果必然嚴重，勢必引起那些和商人關系密切的官紳家族不滿，認為朝廷在搶他們的錢。

　　這次，朝廷需要銀子彌補虧空，有張居正和王國光在前面頂著。

　　魏廣德敲敲邊鼓，也就把事兒糊弄過去了，不用他直面那些海商。

　　說起來，他其實不知不覺中也算成為海商中的一員，要是被他們知道他在“吃里扒外”，影響終歸還是不好。

　　而全國征收交易環(huán)節(jié)的商稅是在什么時候呢？

　　魏廣德其實也有想過，那就是在發(fā)生朝廷嚴重財政危機的時候拿出來。

　　這時候有個好處，就是為了環(huán)節(jié)朝廷嚴重的財政危機，最起碼，絕大部分官員會站在他這一邊。

　　大明的進士，終歸在骨子里還是崇拜才學，歧視商人的。

　　雖然有時候不得不和銅臭為伍，但自認為也是高人一等，其實不愿意主動和商人合作。

　　在他們心中的志向，終究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

　　朝廷出現(xiàn)財政危機，已經影響到治國甚至是平天下，那時候自然不存在其他考慮。

　　合適的政策推出，還是考慮在適當?shù)臅r間，否則很容易出現(xiàn)好政策因為生不逢時而半途夭折的情況。

　　魏廣德知道這些，所以這個時候利用張居正提出的財政虧空，正好用月港加稅嘗試彌補，收集經驗，完善整個政策。

　　有了這么多考量，所以在張居正問出要如何征稅的時候，魏廣德也是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朝廷在月港施行官牙，統(tǒng)制市場、管理商業(yè)，順便就把這部分加征關稅給收了，進出貨物接收三成稅，交市舶押運進京。”

　　魏廣德開口道，看到呂調陽猶豫的表情，魏廣德知道他是擔心稅率過高，于是繼續(xù)說道：“賣給夷人的貨物，自然不存在加三成就阻擋夷人出手購買的可能。

　　先前我已經說了，三成稅對于他們這些商人能獲得的利潤來說，真不算什么。

　　倒是夷人送來的商品，或許會有些阻力。

　　但是我也得說一下，買得起夷人商品的，都只會是地方上富戶，普通百姓是不會去買他們的東西。

　　其實保障民生.....”

　　說到這里，魏廣德又想到，貌似這個時代還沒有這個詞，于是解釋道：“就是民間百姓生計，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衣食而已。

　　衣，百姓多是自己織造粗布自己做衣服，吃的糧食也是自己種出來的，也就是鹽需要向官府購買。

　　其實，只要保證百姓有低價鹽可買，民生就不會出大問題。

　　當然，遇到天災除外，那個需要朝廷減免賦稅，甚至撥糧賑濟。”

　　這年代，中國還是小農經濟，其實對外的需求并不旺盛。

　　因為大部分家庭都是農戶，他們的糧食都是自產自銷。

　　雖然要經受官府和地主的賦稅、地租盤剝，但如果風調雨順的情況下，日子還是很過得去的。

　　“天仙配”里最有名那段歌詞，“你耕田來我織布”其實反映的就是古代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生活。

　　小農經濟，也稱為自然經濟，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模式，其特點是自給自足。

　　在這種模式下，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男性負責耕作，女性則負責紡織。

　　這種分工體現(xiàn)了小農經濟的核心特征，即男耕女織。

　　小農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規(guī)模小，雖然達不到豐衣足食的程度，但能夠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這種經濟模式在古代中國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直到近代才逐漸被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經濟所取代。

　　不過現(xiàn)在的大明距離工業(yè)經濟時代還早的很，魏廣德自幼就長在崩山堡，周圍都是軍戶，除了編入百戶所的人外，其他軍戶也是過的這樣的生活，所以并不陌生。

　　而且，或許是后世不常見的緣故，所以魏廣德對這樣的生活其實還蠻有好感的。

　　他知道這樣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們其實主食不缺，衣服也是自己做，雖然粗糙一些不如棉布穿在身上舒服，但確實沒有什么購買的需要。

　　唯一必須花錢買的，也就是鹽巴這東西。

　　不過大明的鹽政，也是一言難盡。

　　別說窮苦百姓，就是他家那樣的百戶家庭，吃鹽其實也挺費錢的。

　　這也是明清時期為什么大商人多是大鹽商的原因，仗著食鹽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壟斷經營的產業(yè)，肆意加價剝削百姓。

　　魏廣德早就有心好好整治一下這些人，不過他們的關系更加盤根錯節(jié)，非常難以應付。

　　其實，大明只要清理了鹽政上的蛀蟲，以大明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不遭遇明末那樣連年大旱，朝廷因為財政窘迫無力賑災，其實根本就亂不起來。

　　可魏廣德既然有了收商稅的念頭，又成功進行嘗試，完善經驗，真遭遇那樣的大災大難，通過對國內，主要是針對江南征收商稅去賑濟北方災民，想來也是能緩解一些的。

　　何況，大明現(xiàn)在還把觸手伸進南洋，到時候在南洋大肆采購糧食救援北方災區(qū)，也就不存在大規(guī)模暴亂的可能了。

　　小農經濟是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不把百姓逼急了，誰會造反。

　　魏廣德說出的理由，張居正和呂調陽等人自然明白。

　　普通百姓自然不會買那些做工精巧的西洋玩意兒，也只有地方上的富戶，還有就是官紳勛貴才會有興趣。

　　而他們，也不會差那么點銀子。

　　所以，加月港的稅，只要能保證夷人接受，貌似還只能就沒什么問題。

　　正如魏廣德所說，大明對外出口的商品就在那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他們根本就沒得選。

　　除非，你不買大明的東西。

　　而放眼周邊，除了大明能提供這些商品，還有誰能有？

　　“另外，我還覺得可以考慮讓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這三處市舶司從今年起，不斷壓縮朝貢貿易。

　　說起來朝廷讓他們管理藩國朝貢，但是看看他們每年的收益，我之前查看過，廣州市舶司收稅最多的一年也不過四萬兩銀子。

　　三處年入不過十萬兩，如此低效要來何用？”

　　魏廣德又拿出市舶司說事兒，用月港收取的稅收和他們三個市舶司做對比，那效果自然就黑白分明。

　　其實，市舶司這一塊油水巨大，只不過油水沒有流入朝廷，而是進了地方官府一些人的腰包。

　　想想之前三大市舶司統(tǒng)治大明對外貿易，是的，大明雖然名義上禁海，但是不管是朱元璋還是朱棣，亦或者其他皇帝，都不是傻子。

　　唐宋開始形成的中華貿易圈就在那里，發(fā)揮的效果其實很容易理解。

　　其實自唐朝起，中國對外貿易就是官府控制，當然是為了收稅。

　　明朝不過是繼承下來而已，所以也有自己的市舶司。

　　但是，位于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的三大市舶司貌似都形成默契，每年上報的稅銀都是大差不差，感覺都差不多的樣子。

　　其實，只要是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出來其中的貓膩。

　　魏廣德這個時候借助此時炮轟市舶司，其實也有將市舶司的貿易擠壓到月港來做的目的。

　　相比市舶司的抽分，月港的稅率自然更高，如果不對市舶司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弄不好一些商人會鉆空子，從市舶司那邊拿到低價貨物在公海轉賣給夷人。

　　那樣，損失的就是朝廷的稅銀，也會讓他提出的這項舉措大打折扣。

　　這是魏廣德不愿意看到的。

　　既然是他提出來，自然希望取得最好的效果。

　　雖然提高抽分，貌似也可以達到月港加稅一樣的結果，但其實不然。

　　因為在市舶司進行交易的外國商人，都是必須持有朝貢憑證、表文、號簿等文件，是以外國使節(jié)身份，經市舶司檢驗無誤后才允許入貢。

　　外國使節(jié)運來的貨物，除貢品上交朝廷外，其他貨物可在京師會同館開市，政府對貢品賞以優(yōu)價，參與開市商品貨物，一律免納商稅；對運到市舶司所在地的商品貨物，由市舶司按“給價收買“政策，進行收購，不征收商稅。

　　貢品免稅和合理，但是對于使節(jié)采買貨物免稅，魏廣德就覺得有些蛋疼。

　　這就是個孔子可鉆的地方，而且市舶司的抽分，其實是針對其中超過貿易額部分收取一點商稅。

　　這也是市舶司收稅很少的緣故，市舶司官員上下其手，可不就撿了大便宜。

　　增加朝廷關稅，勢必要封堵這些缺口，否則月港的生意很可能就因此而停滯。

　　現(xiàn)在魏廣德在月港投入頗大，集舉國之力供養(yǎng)起月港，對他來說才是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