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是有點不習慣，但時間長了……你得承認，他們的方法讓事情出錯少了。以前在法藍公司，一個螺栓忘緊，可能三天后才被發現?，F在卻能在下道工序被查出來。嚴格？是的。但我的薪水比在法藍時高了百分之十五，而且看著這家伙能賣到全世界，感覺……還不壞?！?br/>名叫路易的中年技工，身材敦實，用棉紗擦著手，表情自如地回答著問題。
記者不甘心地問：“據我剛才采訪到的工人反映，東大人經常強制讓你們加班，不是嗎？”
“加班是有的，但也算不上強制。主管會說‘嗨，路易，我們需要你，那么多人等著地鐵開通呢’，我總不能說不干吧。當然，東大人給的加班費也讓我滿意……”
“聽著，路易，這是東大人在利用你的責任感，剝削你的自由時間。”
記者已經是在不懷好意地挑撥離間了。
路易卻撓了撓頭，笑了：
“記者先生，失業最自由，沒人剝削你的時間，但你愿意失業嗎？我知道盾構機訂單排滿六個月，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加班，難道看著公司虧損倒閉嗎？不，我不會那么干。我也抱怨加班，但上周我剛剛用加班費給我女兒買了新自行車，看著女兒高興的樣子，我覺得加班很值?！?br/>記者抿了抿嘴唇，顯然對路易的回答很失望。
他似乎還想挖掘更深層的“矛盾”，追問道：“那么，如果現在有其他高盧公司提供同樣的薪資，但管理更‘歐式’，你會選擇離開這家公司嗎？”
“先生，我失業過三次了，不想再有第四次。我很高興成為交通集團的一員，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生意很好，還要繼續擴廠，技術還在升級，訂單還在增長。我能確定我可以一直干到退休。至于其他公司……等它們有了和交通一樣多的訂單和信用再說吧?！?br/>路易一本正經地回答，他明顯對高盧國其他公司的信譽嗤之以鼻。
秦云東聽到此轉身離開車間，沒有說一句話。
馬廠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緊張地看向楚采臣，想要知道剛才工人抱怨加班，是否惹的大領導不高興了。
楚采臣向他輕輕搖搖頭，示意他不要害怕，秦書記不會為聽到真話而動怒。
走出車間，秦云東把安全帽交給隨行人員。
“工人抱怨管理嚴格、文化不適，這是事實，是東西方在工業文明碰撞中必然產生的摩擦。但是，你們注意到沒有？無論他們抱怨什么，核心的錨點沒有變——一份有尊嚴、有前景的工作，一個可預期的未來，一個能讓家人生活更好的收入。這是真實的聲音，比任何宣傳都有價值?！?br/>秦云東心平氣和地對馬廠長說，不用怕工人說真話，管理方式的摩擦和文化習慣的差異現實存在，用不著遮掩，該堅持的原則就要堅持，需要改善的地方也大大方方接受。
只要企業能讓每一個依賴它的員工和家庭，日子越過越好，那就不怕媒體放大問題，故意制造對立矛盾。
馬廠長拿小本快速記錄指示，他聽出秦云東對工廠的工作基本持肯定態度，懸著的心終于放下。
中午，工廠食堂二樓。
東側一塊區域用一道巨大漆木屏風，隔出了一個相對安靜的就餐與交流區。
屏風外，工人們低聲談笑。屏風內，長條餐桌上鋪著潔白的桌布，自助餐臺上中西菜肴并陳。
有趣的是，十多位歐洲記者餐盤里，不約而同地堆著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炒面等中式菜品，只有酒杯里的開胃酒還帶著一絲歐洲特色。
秦云東微微一笑，用流利的英語做開場白。
“女士們，先生們，我看得出你們都對中餐表達了喜愛之情。用西餐的盤子裝中餐，既不會改變菜的味道，也不會影響諸位的胃口。廚師好比是東大的技術和管理，廚房就是高盧國的廠房和工人，烹制出的佳肴就是盾構機，歐洲的商業環境就是餐盤，中西合璧，才能讓大家吃飽吃好?！?br/>秦云東巧妙的比喻，回應了文化摩擦，又表明了合作共贏的立場。
記者們都會心一笑，氣氛稍緩，但職業的本能讓他們不會就此放松。
果然，簡單的寒暄后，問題開始變得尖銳。
一位記者率先發難：“秦先生，臨江交通集團在歐洲的業務擴張，是否帶有東大的地緣政治目的？”
“交通集團在歐洲開展業務，是因為我們彼此能互補。地緣政治，那是政治家思考的范疇。企業家的目的很單純，做好產品，服務客戶，贏得競爭?！?br/>秦云東回答的很快，但是也很簡略，他不想和帶有偏見的記者過多的解釋。
另一個記者很快跟進提問：“東大企業利用國家補貼進行不公平競爭，擠壓歐洲本土企業空間。您如何回應？”
“東大對企業的研發創新和綠色轉型，給予普遍性政策支持，這是國際通行做法，也符合WTO規則。這些政策支持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最終受益的是包括歐洲客戶在內的全球用戶。據我所知，歐洲對企業的補貼是全世界最貼心的。所以，朋友，提問不應該搞雙重標準哦。”
秦云東微笑著從容應對，必要時也給予溫和的反擊。
記者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從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到勞工權益，秦云東始終態度坦蕩，回答既有原則性，又結合工廠實際，數據詳實，邏輯清晰。
漸漸地，一些記者對秦云東的印象逐漸好轉，他們的偏見也有了一些修正。
來自霉國的一位女記者卻突然發難，拋出了最具挑釁性的問題：
“秦先生，世界主流商業機構，普遍認為東大經濟面臨嚴重挑戰——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高企、消費疲軟、失業率上升。許多聲音認為，東大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您如何看待這種判斷？是否會影響像交通集團這樣高度依賴國內市場和政策的企業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