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老臉漲的黑紅，老子圣人之材，居然被小輩兒給罵了。

　　關鍵是沒辦法反駁，李長安說的句句有理，除非撕破臉皮，就說咱這大宋并非文明之邦，士大夫皆非君子。

　　想了想，他還是認栽了。

　　“長安賢侄，事體甚大，應緩行長議，怎能倉促而行？莫不如，先讓百姓回來做工，咱們慢慢商量。”

　　李長安搖頭，“不行，忍不了了！”

　　即便他兩次發(fā)行債券，大搞工程建設，還是無法激活即將崩潰的開封經(jīng)濟圈。

　　他跟王安石解釋，錢荒已經(jīng)發(fā)生了，再不給打工人漲薪，改不改革，大宋的經(jīng)濟都要完蛋啦。

　　大宋的經(jīng)濟增長靠什么？

　　前三十年，靠的是秩序重新恢復穩(wěn)定，土地資源重新投入生產(chǎn)，朝廷享受的是秩序紅利。

　　中三十年，靠的是人口增長，人口代表著新土地的開發(fā)，新消費的形成，這叫做人口紅利。

　　后三十年，沒啦，之所以財稅還在增多，靠的是官員的橫征暴斂，靠的是對商賈的重稅壓榨。

　　現(xiàn)在錢在哪里？

　　在勛貴、在世家、在豪紳、在軍將、在官僚手里，這些人花錢么，這些人繳稅么，這些人為國出力么？

　　他們利用高人一等的地位，利用沆瀣一氣的勾連，利用掌握的權力，利用巨大的資本優(yōu)勢，把大宋的所有生產(chǎn)資源全都壟斷在手里，把可流動的金銀銅鐵，全都變成了鎖在庫房里的“鬼見愁”。

　　經(jīng)濟交易需要等價物，商品需要被消費，現(xiàn)在市場一沒錢，二沒有消費者，怎么辦？

　　王安石并非完全不懂經(jīng)濟，畢竟地方主政二十多年，一點常識還是有的。

　　一旦錢荒，經(jīng)濟會迅速變冷，底層會縮緊一切非生存性消費，上層會借機擴張對生產(chǎn)資料的占有。

　　接下來，就是民生凋敝，是烽煙四起，是天街踏盡公卿骨。

　　“賢侄不要危言聳聽，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何至于此？相公可知，在內(nèi)城上工的一萬八千雇工，每月得錢總計多少？”

　　雖然管過三司，也做過經(jīng)濟調(diào)查，但這種數(shù)據(jù)，他還真沒有詳細了解過。

　　按照常識，一個小二，一個普通門子，一月工錢應在一貫五到兩貫。其他的專業(yè)人士則價格更高，比如廚子，比如馬夫，比如剃頭匠，怎么一個月也得三四貫，甚至四五貫。

　　一萬八千人，按照平均三貫，那就是五萬四千貫。

　　少么，不少！這么一大筆錢，要是買白米，夠三萬禁軍吃三個月。

　　多么，也不多，很多家庭都是只有一個人掙錢，這五萬四千貫要養(yǎng)活的是背后的十萬人，甚至更多。

　　可平均一個人500錢，不也應該夠了么？

　　剛想說話，忽然想到，他忘了稅收這回事。

　　大遼國兵多，咱們大宋朝稅多，人稱萬稅萬萬稅。

　　尤其是對于京城百姓，捐稅簡直多如牛毛。疏通運河、維修城墻、清理陳溝、整修道路、皇帝結婚、太后國壽、西北動兵，東南鎮(zhèn)海，名目萬萬千千，就差窮人曬個太陽也要征稅。

　　不光有稅、有捐，更狠的還有“役”。

　　派你去修河修路還好，慘的是給邊軍運送糧草，或者到官屯種田。

　　這一去就是上百天，家里的地侍弄不了，工作也得讓人替了，等回到京城，幾乎就是個妻離子散。

　　被指定了徭役之后，大多數(shù)人只能采取“替役”，就是出錢雇一個人替自己服役。

　　根據(jù)徭役項目不同，價錢也不一樣，少則一兩貫，多則十幾貫。

　　京城的徭役有多頻繁呢，大概是平民每年兩次近處的服役，每兩年一次需要遠行的徭役。

　　即一個人省吃儉用，近處服役自己干，用兩年時間攢下十幾貫錢，然后就一朝被掏空。

　　不想不知道，一細琢磨，王安石冷汗直流。

　　這大宋朝，豈不是把國都安在了一垛干柴烈火之上，官員們還一直往上面澆油。

　　怪不得首善之地，百姓還這么凄苦，他直到今天，也是方想的如此透徹。

　　李長安只說了貨幣，還沒有說民力呢。

　　大宋對民力的消耗，簡直直追隋唐。雖然沒有運河或者長城這種超級工程，可就禁軍、廂軍一項，就夠了。

　　一百多萬青壯，不事生產(chǎn)，全都拉到邊境搞戰(zhàn)略防御。

　　大宋朝才兩千多萬戶，成丁總共不過三千萬丁，三十分之一不事生產(chǎn)，這是什么概念。

　　更可怕的是，大宋的邊軍不怎么搞生產(chǎn)，西北本來也土地貧瘠，大量的物資都要從中原轉(zhuǎn)運，這還需要投入人力。

　　國都無險，以兵為險。

　　這個國策的成本就是每年要消耗巨量的貨幣，巨量的人力，把整個國家耗干了，維持統(tǒng)治者的安全感。

　　現(xiàn)在，他只提出要給底層漲薪，王安石就這么大反應。要是說遷都呢，朝廷還不得炸了。

　　好在距離偉大的藝術家登臺還有段時間，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決。

　　重建經(jīng)濟循環(huán)，漲薪非漲不可。

　　不止?jié)q薪，還要保障百姓的合法權益，給他們安全感，讓他們敢消費。

　　這不是商量，而是通知。

　　朝廷如果不盡快答應，李長安寧可冬季開工，修新東京市，修從開封到洛陽的百里馳道。

　　不就是兩萬人么，緊一緊褲腰帶，還是養(yǎng)得起的。

　　不過你們住在內(nèi)城的權貴官僚就要好好想一想了，是不是能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是不是能忍受沒人伺候。

　　王安石來之前已有計較，他的本命在官僚，而不在權貴。

　　漲薪，犧牲的更多是那些舊官僚，舊勛貴，跟追隨支持他的南黨還有變法派關系不大。

　　損人而利己，有何不可為？

　　“好，賢侄立志高遠，為國為民，叔父自當鼎力相助。只是，此法當由誰立，由哪一部來管理？”

　　“由司馬康代百萬雇工上奏，請開大朝議表決，由三省六部簽發(fā)，頒布施行。”

　　王安石聽得牙疼，這么大的事兒，他執(zhí)政的時候都難操辦，何況現(xiàn)在連前五都排不進去。

　　行吧，先回去試試，說不定就同意了呢。

　　兩人分別，王安石回到家繼續(xù)開會，然后根據(jù)李長安的描述，寫了一份關于“勞資法案”的成法背景。

　　第二天，早朝上奏，直接跟兩府重臣還有太皇太后攤牌了。

　　大事兒開小會，小事兒開大會。

　　富弼宣布，封宮，密議！